曹刘孙三足鼎立:张鲁之败的政治博弈
2024-04-29
更新时间:2024-04-29 11:02:01 作者:191百科
在三国时期,曹刘孙三足鼎立,三大势力之间的政治博弈愈发激烈。其中,蜀汉的丞相刘备与益州牧张鲁之间的斗争备受关注。刘备以攻击张鲁为名,实则图谋荆州,张鲁则陷入困境。在这场政治博弈中,谁将会胜出成为最终赢家,成为历史成就的一部分。
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。建安二十年(215)曹操征伐汉中,张鲁战败出降。
如果仔细梳理相关记载与后续事件,会发现“张鲁战败”引发了巨大的蝴蝶效应,曹刘孙三家均受波及。
谈到这个问题,首先需要澄清张鲁政权的辖区。
目前对于张鲁政权的实控范围,普遍存在误解,认为张鲁仅仅割据汉中,这是不对的。实际巴中地区,尤其是巴西郡,也处在张鲁的控制之中。
巴西深入益州腹心,横亘蜀郡与巴东之间。成都在蜀郡,而白帝与巫峡(入川水路)则在巴东。这也是张鲁降曹,蜀中“一日数十惊”的根本原因。
张鲁战败之后,汉中与巴西一并归属曹操。张郃甚至能够深入宕渠,与张飞在此激战。宕渠的位置,与永安和成都处在同一纬度,可知彼时益州危在旦夕。
彼时(215)的刘备不在川中,而在荆州,正准备与孙权鏖战。因为张鲁突然倒台,刘备不得不忍痛割让长沙、桂阳、江夏三郡,与孙权讲和,回援蜀中。
对孙权而言,得到荆南三郡之后,实力大大增强。随着刘备放弃桂阳(接壤交州苍梧),也彻底宣告退出对交州地区的争夺。有鉴于此,孙权在与刘备讲和之后,立即发动了合肥之战。
此役从时间上看,发生在曹操攻伐汉中的一个月之后(曹操伐汉中在七月,孙权攻合肥在八月),因此合肥之战,可以视作三国版“围魏救赵”。
这也可以侧面解释,为何十万吴兵被张辽八百死士所破,因为军事准备确实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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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鲁对巴中地区的控制张鲁是刘焉的别部司马,依靠其母“有少容、魅鬼道、往来焉家”的暧昧关系,得到刘焉重用,出镇汉中。刘焉死后,刘璋与张鲁交恶,汉中遂独立。
张鲁的辖区,并非汉中一地,同时也包括巴中,主要是巴西地区。
巴郡在建安六年(201)被刘璋分为三部,号称“三巴”,即巴西、巴东、巴三郡。
从地理位置上看,巴西在最北,巴东在最东,而巴在最南。其中巴西北侧接壤汉中(治南郑),西侧接壤蜀郡(治成都),恰巧处在刘璋与张鲁辖区的交界处,因此双方经常在此展开拉锯战。
关于巴西郡为张鲁控制,至少有四条佐证。
(1)庞羲的战败记录
庞羲是刘焉姻亲,出任过巴郡太守。在太守任上,庞羲被张鲁所败,巴中遂失。
《蜀书 刘璋传》与《后汉书 刘焉传》对此均有记载,即刘璋遣庞羲攻打巴地,不克,张鲁遂“称雄巴、汉”。
可以清楚看到,巴中地区,已经归属张鲁。
需要注意,此处涉及一个“辖区划分”问题。
巴郡被刘璋“一分为三”是在建安六年(201),而之前统称为巴郡(旧巴郡)。分割后的巴郡(新巴郡),治江州(今重庆),在三巴最南,张鲁的势力伸不到这么远。
可知庞羲的“巴郡太守”,指的是“巴西太守”。比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,便称庞羲为巴西太守。
(2)张鲁在巴西的经营
张鲁在巴西地区,树大根深。早在刘璋继位未久,便有“鲁部曲多在巴西”的记载。
建安二十年(215)张鲁遭曹操击败后,并未直接归降,而是从汉中“南入巴中”,招诱地方蛮夷帅。
需要注意的是,此处的“巴中”,指的实际是“巴西”。因为巴东与巴郡,与汉中均不接壤,而且距离极远。
《先主传》的记载便清晰很多,称“张鲁遁走巴西”。
张鲁降曹之后,获得了两个头衔。官职是镇南将军,爵位是阆中侯。阆中县恰好处在巴西郡最西侧,与广汉接壤。
人所共知,张飞出任巴西太守时,治所就在阆中。侧面可以推测,张鲁在巴西的治所,应该也在阆中。
(3)张郃的辖区
张鲁降曹之后,曹操遣张郃南下,接收张鲁的政治遗产。
按《张郃传》记载,张郃招降了巴西与巴东两郡,还把地方百姓全部迁徙至汉中。
关于巴东郡是否全境降曹,存疑。因为白帝城(永安)与巫峡均在巴东,此处扼守荆、益水陆要道。巴东一失,荆州兵进不来,益州兵出不去,刘备入川都会成问题。
但巴西郡降曹,则毫无疑问。因为刘备遣张飞迎战张郃时,双方大战于宕渠,该地位于巴西南部,深入益州腹地,与成都和永安处在同一纬度。
张郃能够迅速深入巴西宕渠,与张鲁“在巴西广布部曲”是密不可分的。
从巴东百姓遭迁徙的记载来看,彼时益州东侧的汉中、巴西、巴东三郡,大多受曹操影响,刘备的辖区萎缩了一半以上(南中七郡彼时不听调遣)。
如果张飞在宕渠战败,那刘备就真的完蛋了。
(4)三巴地区的太守
张鲁控制巴西,还可以从蜀汉政权中的“太守记载”中得到佐证。
建安二十年(215),刘备徙长沙太守廖立为巴郡太守。但按记载,辅匡与张裔在同年亦曾出任巴郡太守。
注:三人出任巴郡太守的具体时间,见洪武雄《蜀汉郡守考》,文多不载。
建安二十一年(216),刘备徙康立为固陵太守,固陵即巴东。康立与廖立均为武陵人,孤证不立,可知是“廖立”的讹写。《华阳国志》即作“武陵廖立”。
换言之,在前一年(215)刘备割让长沙之后,故长沙太守廖立被转为巴郡太守。
但彼时(215)因为巴西与巴东遭到张郃入侵,因此三巴地区的郡守(辅匡、张裔、廖立),集体被挤到最南端的巴郡。导致巴郡在同一时间居然出现三个郡守。
学者刘琳曾认为“盖固陵亦属巴郡,《蜀志》未加细别,与下辅匡例同”。大约也是相同考虑。
综上所述,张鲁实控辖区,实际包含了汉中与巴中(主要是巴西),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能与刘璋交战二十年而不败,因为其实二者的地盘与实力,差距也并不很大。
建安二十年的历史大事件《三国志》以纪传体格式写成,逐条引用太过繁猥,此处直接以《资治通鉴》的编年线索,简述张鲁降曹的后续效应。
建安二十年(215)夏,孙权遣吕蒙征伐荆南。长沙,桂阳,零陵皆降(见《吕蒙传》)。刘备大怒,率兵出川,入南郡公安县,令关羽下益阳,准备与孙权决战。
建安二十年(215)七月,曹操至阳平,围攻汉中。刘备闻讯大惊,与孙权讲和,割让长沙、桂阳、江夏三郡,之后率部回援川地。
建安二十年(215)八月,吞并荆南三郡的孙权,率兵北上,围攻合肥。
不难看出,这十万甲兵,本是为了与刘备决战所用。此时攻打合肥,实际起到“围魏救赵”的作用,替刘备返回川中争取时间;否则刘备一死,孙权也不得长久。
可见合肥之役,本系临时决定,并未准备妥当,因此被张辽大败,十万吴兵夺气,孙权狼狈遁走。
建安二十年(215)九月,张鲁在巴中招降了巴、賨夷帅,作为降曹的见面礼。
刘备回川途中,派黄权为先遣队,前去招降张鲁;试图利用张鲁在巴中的威望,保境自守。
建安二十年(215)十一月,张鲁出巴中,降曹。
曹操利用张鲁在巴中的影响,遣张郃“南徇三巴”,巴西与巴东的百姓被尽数迁徙。
刘备的入川通道几乎被截断,益州一半土地落入曹操手中。这就是《傅子》中“张鲁降曹,蜀中一日数十惊”的真实反映。
同年(215)年底,刘备入川,遣张飞先登,与张郃激战于巴西宕渠,双方对峙五十余日,张郃战败,巴中危机解除。
张鲁降曹对曹刘孙三家影响曹、刘、孙在建安二十年(215)的一系列行为,实际都是围绕着曹操“征伐汉中”的军事行动而展开。
由于刘备在建安十九年(214)攻占成都,孙权遂索还南郡。但南郡控制着入川的水陆要道,同时接壤荆南四郡,因此刘备不舍得归还,诡称“须得凉州,乃还荆州”。
谈判破裂之后,孙权遣吕蒙袭击荆南,夺占四郡(215)。刘备闻讯,率部出川,打算与孙权决战。
(1)对孙、刘的影响
彼时刘备自领五万精兵,已经抵达了南郡前线,驻兵油江口。关羽另率一支三万人的偏军,驻兵益阳。合计八万。
孙权麾下军队规模更盛,达到十万之众。大战一触即发。
然而同年七月曹操征伐汉中,令云集荆州的十八万兵马,瞬间偃旗息鼓。理由显而易见,汉中、蜀中、巴中,俱为一体,如果张鲁战败,那刘备也得跟着完蛋。
因此刘备顾不得体面,草草签订了一份停战协议,将孙权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(长沙、桂阳)送给对方,同时还把江夏(刘琦的政治遗产)也一并送还。孙权则退还已经夺占的零陵,双方握手言和。
注:赤壁之战(208)后江夏郡一分为三,曹刘孙各占一部。
同年八月,土地诉求得到满足的孙权,带着本应与刘备决战的十万兵甲,围攻合肥,替盟友争取时间。
虽然合肥之战(215)孙权惨败,但除了张辽的勇武与吴军的指挥问题,可能也和孙权的“战斗欲望不高”有关。
结合时间背景来看,合肥之战并非孙权的原定计划,而是替刘备“围魏救赵”的虚招儿,在外交舞台上获得大丰收(长沙、桂阳、江夏)的孙权,此时对于北伐曹魏,不会太上心。
可以说,曹操在七月征伐张鲁,在不经意间化解了孙刘一触即发的大战。
如果曹操能再缓一缓,等到五万川兵、三万荆州兵和十万吴兵彻底厮杀起来,趁着孙刘两败俱伤,再一鼓南下,可能天下就统一了。
(2)对曹操的影响
因为张鲁出降的时间过晚(十一月),而曹军本就面临着粮草不足的问题(见《刘晔传》),因此“南徇三巴”的张郃,其工作重心并没有放在攻城略地上,而是迁徙百姓,在寒冬来临之前,掠夺益州的有生力量。
张郃同样面临“粮草不足”与“工作重心”的双重问题,因此在刘备奔回川地之后,张郃在前线仅仅坚持五十余日,便遭遇惨败,撤回汉中。
刘备大难不死,惊魂未定,之后数年保境自守,收复失地,再也不敢有大动作。直到建安二十四年(219)恢复元气,才兵发汉中,再掀大战。
当然,刘备万万没想到的是,自己休养完毕的同年(219),孙权的“土地诉求”也再度发作,袭杀关羽,夺占南郡。
讽刺的是,此次吴军先锋,与四年前相同,还是吕蒙。可谓熟悉的配方,熟悉的味道。
小结建安二十年(215)可谓风起云涌,虽然战争规模不大,仅仅是局部的武装冲突,但幕后却波谲云诡,险些掀起灭国级别的大战。
曹操征伐张鲁的军事行动,在不经意间将云集荆州的十八万兵马,逼得握手言和,转而合力抗曹。
更为讽刺的是,曹操征伐汉中,其意本不在张鲁,而是希望借着平定汉中的威望,给自己增加政治筹码。
彼时(215)曹操的爵位止步“魏公”,而讨伐张鲁归来(216),便立刻自领“魏王”。嬗代野心,路人所知也。
这也能侧面解释,为何曹操在讨伐汉中之初,居然有不战自退之意,还遮掩为“妖妄之国,不值一提,我军乏粮,不如归去”(见《刘晔传》)。
因为此时(215)的曹操,根本无心讨伐张鲁,不过是想撞运气捞一笔。曹操在暮年百病缠身,锐气尽失,一门心思放在“汉魏嬗代”之上,只想在死前为嗣君铺路,增加政治筹码。
这与司马昭伐蜀(263)是相似道理,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站在上帝视角看,如果曹操能未卜先知,按兵不动,云集荆州的十八万兵甲便会自相残杀。
孙刘联盟,虽说各怀鬼胎,总归是为对抗曹操而设;然而拯救孙刘联盟于水火之人,最终却又是曹操。
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,天下大事,不可逆料,乃至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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